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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空深處的文化記憶
                                ——淺談胡波教授和他的《中山簡史》
                                發布時間:2022-03-04 來源:中山日報


                                   《中山簡史》作者胡波。

                                胡波教授就混在我們中間,因為太熟了,以至于忽略了他的重大學術價值。今天,在評論他的新作《中山簡史》之前,我必須鄭重地冠以他兩頂學術頭銜:文化學者、歷史學家。

                                我認為,他當之無愧。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有一種不怎么正確的認識:“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弊约业摹昂蜕小痹趺纯丛趺聪袷軞獾摹靶∠眿D”,胡波教授就是在“外來的和尚”與本土的“婆婆”之間游弋學海的。

                                胡波,本科畢業于武漢大學,博士攻讀于中山大學,30多歲被中山學院評為教授,后改換門庭,相繼擔任中山市文聯主席和中山市社科聯主席。長期從事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嶺南文化與香山文化、心理與歷史、華僑華人史、商人與商會等學術研究。曾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著作30余部。代表作有《歷史心理學》《嶺南文化與孫中山》《香山買辦與近代中國》《馬來西亞華僑華人史話》《誤讀的思想傳統——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命運》《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經濟關系》《孫中山的人格魅力》等。

                                還有一項研究,他自認為很有造詣,那就是性學。十年前,他就宣稱對性學很有研究。遺憾的是,至今未見成果,我們也不便過問,大概還在研究吧?究竟怎么研究的,用什么方法研究的,我們不得而知,只盼著他的研究成果盡快面世。

                                除了性學,他的近代史研究,特別是香山文化和孫中山研究,在中國確實獨樹一幟,而且,他的研究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人類文化學角度加以丈量,因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觀。即融人類史學、社會史學、自然史學、文化史學、比較史學、口述史學和心態史學于一體,創立了視野開闊、底蘊深厚、人文色彩濃重的史學研究體系。

                                歷史學研究離不開文化視野,離開了文化視野就無所謂歷史,人類的一切遺存都可用文化來概括,問題在于你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這才是衡量一個歷史學家有沒有功力的標準所在。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談到古典歷史教育、文化素養培養與個人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的關系時,認為:“這種傳統教育頗為有益,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不會有文化沙文主義的弊端。一個受過希臘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視為盡善盡美的錯誤,他在分析當代西方社會背景提出的歷史問題時會求助于作為他的精神家園的希臘圣賢?!?/p>

                                文化視野說到底是心靈的空朗,心靈空朗的人,視野所及是長遠的、寬敞的、通透的。心靈不空朗,就會平添很多遮蔽,生出許多盲點,對問題的看法自然就不深不透,不能抵達本真。特別是歷史研究,恰似在時間巷道里掘進鑿空,如果缺少準確的方向感,就很難到達理想的彼岸。對方向感的把握,文化素養起關鍵作用。

                                胡波出生在湖北,卻長期扎根于廣東,得廣東豐厚的近代史資源和繁茂的近代思想之滋養,尤其受廣東史學大師們的影響,他的史學研究猶如站在圣人肩膀上摘桃子,很快就著作等身了。他得感謝廣東這片史學研究的肥沃土壤,僅在近百年歷史中,廣東就涌現出眾多史學大家,如史學宗師陳寅恪、國史大師錢穆、語言史奠基人傅斯年、考古學家馬衡、人類學家史錄國、近代史學家馮自由、現代史學家朱謙之、經濟史專家全漢升、清史專家吳宗慈、孫中山研究開拓者陳錫祺、西洋史專家羅志甫等等。還有眾多思想家,如孫中山、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這些大師級的學者,都是胡波教授學術研究的人梯,有了這些人梯,胡波教授的學術研究才可能超越前人。這也是胡波教授高人一籌的地方,他善于吸收前人的營養,揚棄前人未能通達的問題,始終將自己放在高處,那是一種“會當凌絕頂”的感覺,從他的《中山簡史》中可見一斑。

                                胡波教授的研究領域大概在廣東近代史以及相關的課題,如香山文化、孫中山研究、華僑華人史等。這是廣東最輝煌的一個歷史階段,僅中山就形成了名人文化、華僑文化、買辦文化和商業文化等,而這些文化又與外界關系密切,因此,它的影響深遠而廣大,可以這樣說,它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起點。當然,在這個時空中做研究,自然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廣東近代,特別是在中山近代,會出現這么光彩奪目的文化現象?這個問題不能永遠成為學術上的問號,作為歷史學家,不僅要回答“是什么”,更要解答“為什么”,因為,“是什么”呈現的只是結果,“為什么”才是“是什么”的母體,他們是一脈相承的因果關系,這就是《中山簡史》面世的真正動因。

                                歷史是一個綿延不斷的時空,眼睛里有遠方的人,才能稱其為歷史學家。因為,歷史是遠去的現實,是被塵埃掩埋的時空,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掘進遠去的時空巷道,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歷史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今人面前,這是一項意義非凡的事業。列寧曾經說過“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提出“文史通義”的觀點,說到底就是治學與致用統一問題。后人若使自己聰明起來,就必須學習前人的經驗,吸取前人的教訓,讓自己邁出的每一步都朝著正確的方向,這就是歷史的航標作用。

                                歷史也是一個網狀時空,若想把歷史的一個點搞清楚,就必須將一個歷史群落搞清楚,其中就包括歷史對社會對人文的影響。胡波教授顯然明白這個道理,他的《中山簡史》,實際上是在回答名人文化、華僑文化、買辦文化、商業文化以及一系列相關歷史課題的本源問題,同時也提醒人們:歷史與現實并非兩個世界,他們是一條河流的兩個階段。他在《中山簡史》序言中,曾引述了一段馬克思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笨梢?,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是相當密切的,歷史對現實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尤其對思想意識的影響,更是無法抗拒,它就像DNA ,一代一代,代代如斯。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讓歷史成為現實茁壯成長的土壤,同時也把現實雕刻成可圈可點的歷史。要做到這些,歷史學家不僅要具備強勁的專業能力,還要具備哲學家的思辨頭腦。也就是說,歷史學家既要回答屬于自己應該回答的問題,也要回答屬于哲學家應該回答的問題,兩者雖然面對的問題和研究的問題各有側重,但使命是相同的,哲學家是以思想為坐標指引人類的,而歷史學家則是以文史為坐標指引人類的。胡波教授的膽識就體現在這里,他不僅將自然史、社會史、人文史等揉在《中山簡史》中,更將文、史、哲揉在《中山簡史》中,這在史志體例上是個很大突破且難度極高,在內容上也做了大膽填充,正如他在《中山簡史》的封面所言“一本書讀懂千年中山”。

                                往事越千年,中山尚處在滄海孤島時期,那時候的中山先民大都以漁農維持生計,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就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有一座城邦叫威尼斯,已經熱熱鬧鬧地做起了海上生意,起初與希臘人貿易,后來到馬六甲,再后來到澳門、廣州。胡波教授之所以在《中山簡史》的開篇,先寫自然地理史,目的是想接續與威尼斯、希臘、馬六甲等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海商關聯,回答中山為什么會出現近代人文“井噴”?理由很簡單,特殊的自然地理優勢造就了特殊的人文景觀。

                                1298年,意大利熱那亞王國與威尼斯共和國海戰,結果威尼斯共和國大敗,大批威尼斯軍士被俘,被關押在熱那亞監獄,在日復一日的關押日子里,為了打發寂寞時光,其中有一位戰俘,每天給監友們講述他游歷東方帝國的美麗見聞,后來有個監友將其整理成《馬可·波羅游記》發表,即刻轟動歐洲,由此引起了歐洲航海家和商人的注意,威尼斯商人就是從這時候開始,走出亞德里亞海,通過頓河、橫琴海向恒河和西太平洋進軍的。

                                據《一直穿越高加索和恒河》一書記載,1363年4月9日深夜,詩人及學者弗朗切斯科·波特拉克正在威尼斯海邊的別墅里給朋友寫信,寫著寫著便睡眼蒙眬。突然,他被海上的呼喊聲驚醒,放眼望去——

                                假如你能親眼所見,你肯定不會認為那是一艘船,而是游移在海面上的一座巨山。由于載貨極重,船身很大一部分已浸入海水。這艘船向頓河方向航行,因為我們的船在黑海最遠也只能駛到頓河。但是對船上很大一部分人來說,頓河不是終點。他們會下船,繼續前進,一直穿越恒河和高加索,抵達印度,然后繼續前往最遙遠的中國和東方的大洋。

                                13世紀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談及萊茵河上的城市時說道:“這個地方在遙遠的西方,卻能找到一些本應只能在遠東發現的香料——胡椒、姜、丁香、甘松、閉鞘姜和高良姜,這些商品在這里都有大量存貨?!?/p>

                                可見,那時候東方與西方就有了很頻繁的海上貿易。威尼斯人作為以海謀生的商人,將陸地與大海緊緊連在一起。中山同樣是陸地與大海的連接者,接下來的事實足以證明這一點,《中山簡史》引述明代周玄暐《涇林續記》的記載:“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并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绷頁涊d,明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數萬人跟隨,其中就有來自中山的水手和商人。

                                放眼世界,大凡陸地與海洋相接處,均出現了貨貿云集的大都市,如歐洲的威尼斯、倫敦、漢堡、鹿特丹,美洲的紐約、舊金山,溫哥華等,亞洲的香港、澳門、上海、東京等。四百多年前,香山屬地澳門已經是繁華一時的商貿中心了。明代萬歷年間,《牡丹亭》作者湯顯祖因上疏《論輔臣科臣疏》,彈劾首輔申時行和科臣楊文舉、胡汝寧等朝廷重臣,結果惹怒了萬歷皇帝,即貶其于廣東西南角的徐聞縣做典史,湯顯祖行至香山境內,聞聽澳門商賈云集,珠光寶氣,好不熱鬧,隨即轉身去了澳門,所見所聞,令他驚喜萬分,即興寫下《香岙逢賈胡》:“不住田院不樹桑,珴珂衣錦下云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绷碛幸皇住堵犗闵阶g者》:“占城十日過交欄,十二帆飛看溜還。握粟定留三佛國,采香長傍九州山?;嫘U姬十五強,薔薇露水拂朝妝。盡頭西海新生月,口出東林倒掛香?!痹娋涿鑼懥水敃r的澳門船來舟往、賈胡蠻姬滿街跑的繁華景象。這些景象均源于特殊的地理環境,胡波教授在《中山簡史》的開篇先寫自然地理史,意在將中山放到海洋文明的大背景下,來敘述這方脫胎于農業文明的土地,展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高明之處。

                                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特殊的地域文化?!吨猩胶喪贰纷詈髢烧戮鶎Υ俗隽松钊腙U述。簡單梳理一下:從清末到1949年的一百年間,中山人醒眼看世界,下海求生存,洋為我所用,商賈天下行,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華僑文化、名人文化、商賈文化和買辦文化等?!吨猩胶喪贰芬粋€重大貢獻還在于它進一步完善了地域文化——香山文化的內涵,特別凸顯了地緣因素。過去,我們提香山文化,沒有特別關注地緣因素。我認為,作為地緣因素是很重要的文化內容,它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地緣因素是獨具中山特色的文化內容。明清時期,香山縣令可以直接給皇帝寫奏折,這是多大的特權??!這種特權從何而來?地緣。因為香山轄內有一個特區——澳門。再者,上世紀30年代初,民國總理唐紹儀親任中山縣縣長,并將中山縣建成了“全國各縣之模范”。這種地緣政治,其他地方有嗎?因此,我說《中山簡史》全面系統地梳理了地緣因素對香山文化的影響。

                                在香山文化中,居于靈魂地位的當屬名人文化,民國時期,區區一個香山縣竟涌現出上百名光耀中華的大角色,如世紀偉人孫中山、中共早期領導人楊殷、洋務派代表人物唐廷樞、民國總理唐紹儀、《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中國百貨先驅馬應彪、默片影后阮玲玉等等,《中山簡史》對這些人物雖有敘述,但多以本土視角講述他們與中山的關系??吹贸?,胡波教授旨在將這些人物點綴在《中山簡史》上,形成中山大地的一片亮色。

                                此外,《中山簡史》的語言也很有特色。胡波教授是一位語言功力相當深厚的歷史學家,他幾乎完全摒棄了學術語言的八股味,形成了自己靈動樸實的敘事風格。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居所?!碧貏e是中國語言,不僅是存在的居所,而且是詩意的居所。我們的古人對語言是相當癡迷的,為了一個字,竟然捻斷數根須,他們認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蒙古族學者孟馳北先生經常講:“中國漢字有三性,工具性、本體性和詩性?!泵恳粋€漢字,都是那么優美、那么神奇、那么富有內涵。解析一個字,幾乎要窮盡我們所掌握的所有知識,即便如此,還不一定解析得正確,因為,有些漢字擔任著多重任務,看起來是同一個字,但意思完全不同,發音也不同;有些字不相同,發音也不同,但意思卻完全相同。最奇妙的是中國字的量詞,物體不同,量詞就不同,這在外國人眼里簡直就是迷魂陣。所以,有人形容中國漢字:“魅環宇宙載風云,力透萬年盡國魂。語潤民風真善美,文旋山海演紅塵?!敝袊鴿h字不僅意美,形也美,以至演繹出千嬌百媚的書法藝術。大詩人李白就非常崇尚草圣懷素,有詩為證:“少年圣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p>

                                古人用漢字,是以詩性的光輝照亮工具性路途的,無論是楚辭漢賦還是唐詩宋詞,抑或明清小說大概如此,因而后人覺得古文很美。今天的我們,儼然成了“敗家子”,守著豐富多彩雍容華貴的漢字寶庫,卻丟失了漢字的本體性和詩性,僅剩下可憐的工具性,甚至連工具性也沒用好,滿紙荒唐言,盡顯八股味,有的甚至言不由衷,詞不達意,這是很可悲的。

                                《中山簡史》卻刮來一股清風,它一改學術文章的套路語言,又回到古人那里,向司馬遷學習,繪聲繪色地講起了故事,讓故事承載道理,所謂的“文以載道”,應該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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